求求你，就放过民主吧！

民主（democracy）不等于自由(liberty），两者的差别要比鸭蛋和皮蛋的大。多数人暴政，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是重要话题。是一直，而不是当中某人的忽发奇想。围绕这个问题发言的学者，包括上述几位，对人性和公众情绪深思熟虑，对政治博弈高瞻远瞩。他们既不愚蠢，更非无耻。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9、10和51号，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四部分，都是清晰的读物。

仅仅这一段话，就暴露出了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无知。一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又叫代议民主制，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士是通过人民选出的，但这个制度同时是自由的，因为权力受到法治的制约，尤其是一般均会使用宪法等手段保障个体自由和少数人的权利。因此，在现代自由民主体制下，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democracy）不等于自由(liberty）"，因为鸭蛋早已经与皮蛋合并为了混蛋：）

事实上，在现代民主体制下讨论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所争论的是，在该体制下，自由与民主这两个都不可或缺的因素中，谁更重要一些的问题，而不是两个独立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多数人暴政问题，确实是希腊城邦直接民主----这里可以用democracy----容易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诞生之初（联邦党人）和早期发展阶段（托克维尔）的思想者们反复考虑权衡思考的重要问题，但是，随着代议制也就是Liberal democracy的确立，那种仅仅针对democracy的反思，日益沦为观念游戏，一些蛋头经济学家们把玩这个概念，用以反对现代民主体制的副产品社会福利，其实是文不对题的。

当代对民主的研究也一再确认了"民主有问题，它不仅有别于自由，而且经常与自由冲突"的主题。有两类体制。一，它里面每个人都只能产生有限的、受严密约束的外部副作用，它里面每个人都基本能且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作自受。自由和法治社会属于此类。二，它里面每个人都能产生非常大外部副作用，它里面每个人都经常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自作不自受，每个人的双手都插在别人腰包里，每个人的福利都依赖于别人的想法。计划经济和民主社会都属于此类。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大搞后者，对哪国人都不合适，对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

首先，如前所说，突然扯出"当代对民主的研究"，是需要文献佐证的，中文已经翻译有自《代议制政府》、《民主新论》、《论民主》、《民主理论的前言》等诸多关于民主的著作，不知道这位经济学者是否读过其中的哪怕一本，既然身在美国，也请拿出自己的阅读报告来，而不要徒托空言地吓唬人为好。

其次，再如前所说。所谓"民主有问题，它不仅有别于自由，而且经常与自由冲突"，这里的"民主"依旧仅仅是democracy,而不是代议制民主或Liberal democracy，而在一个广土众民复杂开放的现代社会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纯粹的democracy，说democracy有问题，等于说变形金刚有问题一样无聊。

诚然，我理解该经济学者的意思，不外是自由先于民主，而对于他来说，这个优先，不仅是价值选择的优先，也是实践次序的优先，具体来说，就是自由与法治的建立优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开明威权，这见诸于战后东亚和智利等国；张五常大师及其门徒所艳羡的，不外如此。中国此前15年的实践，也不外如此；张大师及其门徒今日所呼吁的，其实不过就是中国此前15年实践的延续而已。

但是，一般而言，后发国家在自由与法治建立过程中，会出现政治参与扩大的滞后，主要原因在于要追求稳定与秩序，即要在一个剧烈现代化的社会中，保持政治权威作为固定之锚，以免倾覆，而不是因为政治参与扩大会带来的福利负担。换言之，福利负担恰恰是已经既自由又民主之后的问题，而不是既未完全自由还未民主之前的问题，在中国以社会福利的理由来为开明威权辩护也好，反民主也好，其实都是文不对题的，相当的蛋头。

历史事实也支持这种观点：从有私有产权和法治传统（传统是指代代相传的习惯）社会走向民主，与从其他社会走向民主，两者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走向民主，其中不少弄得一团糟。一般人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搞真的民主。为什么不搞真的，复印机都那么便宜了？答案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搞不来真的。噢，那什么是"这样那样的原因"？私有产权传统和法治传统是无论如何不可忽略的因素。以伊拉克为例，推翻暴政值得普天同庆，但为了政治正确而马上实施民主普选，则是作茧自缚。
　　
这一段话倒没大的毛病，但也暴露出作者驾御政治观念的低能，因为，"从有私有产权和法治传统（传统是指代代相传的习惯）社会走向"的，一定是Liberal democracy，而"从其他社会走向"的，却不是Liberal democracy，而仅仅是有普选的形式民主。从而，在这一段中的"民主"这两个词，始终存在着两个含义，即自由民主制和后发国家的形式民主。如果我们将这段话按照这个意思改写一下，就更清楚了：

历史事实也支持这种观点：从有私有产权和法治传统（传统是指代代相传的习惯）社会走向自由民主，与从其他社会走向形式民主，两者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走向形式民主，其中不少弄得一团糟。一般人会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搞真的自由民主。为什么不搞真的，复印机都那么便宜了？答案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搞不来真的自由民主。噢，那什么是"这样那样的原因"？私有产权传统和法治传统是无论如何不可忽略的因素。以伊拉克为例，推翻暴政值得普天同庆，但为了政治正确而马上实施形式上的民主普选，则是作茧自缚。

我的看法：除非每一个参与者都先有了自己的被明确界定和受到高度尊重的产权，然后又自愿把它们交给"多数人原则"处置，否则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的民主，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更甚的是，对一个连排队都还没学会的民族来说，对一个豪宅花园未能放心拆除围墙的国家来说，对一个不懂得对诸如"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言论自动产生敌意的公民思想状态来说，搞民主更容易滑向失控，大家抱成一团走入泥潭，陷下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段话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替开明专制辩护，因为，即使认同自由与法治的优先，并不必然地得出政治参与扩大的停止，这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以华人社会的台湾而论，就是在开明威权统治的同时，通过开放地方选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直选、中央民意代表全额直选、省及院辖市首长直选，直到最高领导人直选，从而最终建立起了一个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体制，也就是说，早在1950年代初期，台湾就开始"搞民主"了，可是，"滑向失控了"吗？"走入泥潭，陷下去了"吗？恰恰相反的是，伴随着一系列"搞民主"进程的是社会运动的渐次高涨和台湾社会的日益健康，因此，除非把"搞民主"定义为一夜之间实现形式民主，这段话是毫无意义的，而作者却完全没有区分渐次的政治参与扩大为内容的"搞民主"，与一夜变天的"搞民主"，这种一锅烩式的结论，是完全不严肃的，为此，我希望作者最好也不要"搞"民主了，求求你，就放过民主吧！